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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游诗界 || 我读方方《关于(6):极左》

吕游诗界
(总第237期)
我读方方《关于(6):极左》
文/吕游

说心里话,我读过方方的日记,而且是第一时间读的,但是不多,为什么?当时我读了之后,第一感觉就是:恐慌、窒息、压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病情没法控制了,这得死多少人啊!所以,我认同了政府采取的行动:封城。如果不封城,疫情失控,死的就不只是几十几百人了(当时情况)。说实在的,疫情能使上百人丧失生命,这已经是大事了。就个体而言,那就意味着很多家庭将遭受痛苦。对不起,我提到了家庭。家和万事兴,在中国,家国观念是深入人心的观念。
两个多月之后,随着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或者叫预售),很多赞同方方日记的人发出了相反的声音,也对方方有了不同的称谓,包括“汉奸”、“走狗”、“递刀子的人”。单就《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这件事,我能理解反对《方方日记》——不包括反对方方本人——的这些人的情绪根源。他们是爱国的,担心方方日记的出版,会给国外政客提供攻击中国的“理由”。毕竟,就我当时读到的几篇方方的日记来看,方方所写的,应该是她所听、所见的一些事情,疫情当时还不明朗,究竟疫情的走向如何,谁也说不准——请看当下头号大国美国的疫情走向又如何。但是,方方所写的内容,西方人完全有可能拿来作为诋毁中国的“证据”。诋毁的,可能是中国执政党;诋毁的,可能是中华民族,甚至人种。抛开政党暂且不谈,必须承认,几百年来,外国侵略屡屡不断,我们中国之所以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因,或者说,我们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经过多年长期的革命斗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西方资本主义,他们把侵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侵略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所以,中国只有强大,从“睡狮”变成“醒狮”,中国才能摆脱被欺辱、被压迫的生存环境。
所以,当方方的日记在西方出版,反对方方日记出版的这些中国公民有了这么大的情绪波动,当然是很正常的,没有反应反而不正常——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如果对方方日记在西方出版无动于衷,反而是不正常的。可能,在西方人看来,一本个人的日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国人就是爱咋呼。想想吧,如果一只老虎和一只豹子面对面,对峙,身边的风吹草动,究竟是豹子最警觉,还是老虎最警觉?中西方多年的对决,已经不单单是政治、经济的对决,还包括文化的对决。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将是长期、甚至永远的,除非西方世界统治了地球——这种统治不一定要把世界变成一个国家,还会有附庸依附,有伪政权。这种“怀柔”侵略,最典型的,就是当年日本侵华时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当下的世界格局,大家看的非常清楚:中国在发展,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些反常的现象?我们在和国外建立孔子学院,西方势力视为文化侵略;我们的工厂建在了国外,西方势力视为经济侵略;中国发展“一带一路”,外国视为政治侵略……总之,只要中国有什么想法,只要西方政客觉得“动了他的奶酪”,就是“中国不好”,这种不好,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当然也包括民族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屡屡有“反华”、“辱华”、“去中国化”的声音了。西方国家这种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头号”天敌的观念其实和中国认为西方是中国的“敌人”没有区别,尽管我们讲“共建”,讲“友好”,讲“合作”,别人会和你合作吗?国与国也好,民族与民族也好,总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吧,不能“烙饼不翻个”、“讲歪理”吧!而现在某些国家,尤其西方政客讲的恰恰是歪理,念得是“歪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国人一旦对方方的日记有了情绪波动,西方某些人当然就把视角和情绪导向引开,引到“文学创作”,甚至“知识分子”领域,预谋新的话题了。
如果方方的日记在国外出版风平浪静,自然那些担心也就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不相信时间呢?

那好,我们就回到方方的日记。
文章开头我讲了,我看了方方日记,但是我没有完全看。在这样的阅读条件下,我写了两篇文章《方方日记究竟是方的,还是圆的》和《王小妮≠方方》,文章中,涉及到我对方方日记的认识。我写第二篇文章的用意,没有别的,只希望当下的社会环境能对作家予以一个充分的认知。在第二篇文章中,我说了一句话:不能让当年的事情从线下改到线上来,千万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搞“网络暴力”——网络人身攻击,“网络肉身搜索”就是一种网络暴力!这和当年的“抄家”行为无二!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对方方日记的批评。我的批评无外乎两点:一是日记所写并不客观、实际,我的对照点是中国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这个胜利的对照点是当下世界疫情防控还没出现利好的拐点;第二是日记在国外出版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我的情绪来源,当然是站在了国家利益层面——如果有人一定讲什么“洗脑”的话,我当然认同中国政府强大的调控和组织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疫情防控就是“第一”——尽管中国的疫情检测设备等某些方面还不如西方先进。
私下有朋友跟我探讨了我对方方的批评,也不乏对我言辞激烈的批评。朋友说,方方的日记水平也未必有多高,相对于她其他的作品未必高哪里去,我就看不惯你的文风,看到批评方方那一段我就读不下去了,知识分子要团结。作为朋友,这些问题都可以谈,既然是私下谈的话,就没必要公开谁的名字,这是我的一贯做法,方方日记中涉及到朋友的电话谈话,也没有讲出谁的名字,我是赞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删掉这两篇公号文章,是因为一位朋友的谈话触动了我。他说:你看了方方的60篇日记了吗?我都看了,而且方方说要把她的日记版税全部捐献出来,而且一定是给武汉的医务工作者!这些内容是写在方方日记里的(方方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就写到了。)这令我很惭愧。因为最少我没有看到方方在日记里写她要把全部的版税捐献出来,而且在刚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写“如果可以出版”。这位朋友谈道,方方日记写的有两处不实的地方,自己在日记中也指出来了。一个作家能正视自己作品中别人指出的的“瑕疵”,并认同——哪怕一点点的瑕疵,这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这就让我不得不正视自己的两篇作品中对方方的批评了。首先,我没有读够这60篇日记,只看到了“手机照片”等几个小问题,而且是方方自己意识到的问题,那么,我的批评就显得不全面、不客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删除了公号的文章。但是,我忽然又意识到一个问题:你认同自己多年来对文学的研究探讨吗?如果认同,那就应该相信自己的作品,哪怕是对别人的批评是错误的批评,也要为自己的“错误”提供蓝本,哪怕被别人啐,也要保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如果批评,请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再进行批评;如果评价,请怀着真诚进行客观的评价。
那么,事情的真相在哪里?一个人批评的真诚在哪里?有图,就一定是真相吗?被批评者及其认同者认同的真诚才是真诚吗?
所以,我删掉的文章还要贴发出来,不为别的,我希望留住我对方方批评的“真相”,也渴望听到来自我的认同之外“真诚”的批评。当然,我会抽时间认真读完作家方方的日记,拿出我的读后感和大家分享——必须是全部读完后,甚至读了又读之后。

现在,我有时间读《方方关于(6):极左》了。这篇文章不是我主动搜索出来的,是朋友发给我的。因为我持续关注更多的,应该是诗人的作品。诗人的作品能持续引起我注意的,也不多,近期更多的应该是诗人大解和李不嫁,年轻诗人里面有几个,但作品还不是太成熟,有苗头,如果翻到,我还会读。相关文章即使读到了,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也未必精读,读了也未必都能读完。这一次,朋友推荐的方方这篇文章,我之所以引起关注,并不是因为是方方的文章,而是她提到的字眼儿“极左”。因为这时候要谈的可能就是政治立场了。
那么,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
谁能左右不分呢?左和右是方位名词,比如“左手”和“右手”,把“左”和“右”各加一个“手”字,“左右”的概念就形象化了。但是“左手”的方向可能是东方,也可能是在西方,看你怎么站了。如果躺着,左手的方向可能在下方,也可能在上方,看你怎么躺了。这就很有意思了。但是,方方显然指的不是左手或者右手。我读了第一遍文章,很明显,方方题目中提及的“极左”,指的是“左派”的“左”。所以,我们首先搞明白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的“词条”。说“简单”,是因为翻阅词典和词条,很容易了解“左派”的概念。如果“左派”和“右派”一起查找,会得到如下答案:
左派和右派两词通常被用来对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政党进行分类。左派和右派通常用来表达完全对立的看法,尽管某个团体或个人可能对某些事物采取左派的立场、却对另一些事物采取右派的立场。
左派和右派两词通常被用来对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政党进行分类。左派和右派通常用来表达完全对立的看法,尽管某个团体或个人可能对某些事物采取左派的立场、却对另一些事物采取右派的立场。
传统来说,左派通常主张积极改革,主张把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革除,从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反对派一般自认为左派;右派一般较为保守,主张稳妥、秩序、渐进、缓慢的改革方式,强调维护旧有传统,保皇党一般自认为右派。左派与右派都是相对而言,在不同背景下两者主张的具体内容不会相同,不能以静态的”主义”或”阶级”划分。两词是相当广泛的形容用词,用以作为一种广泛的辩证法解释方式,可以用作形容或区分一种政治立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是一个政治党派。除非是将其套用至多维的政治光谱上,否则这两词通常是用以描述两种完全相对的立场。
如果将“左派”和“右派”进一步延伸解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内容:“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印象中,会认为左派指支持社会平等、反对阶级统治;而右派认为社会分层有其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在范围上,左派通常包含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绿色政治、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左翼专制主义、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而右派通常包含保守主义、反动主义、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资本主义、右翼专制主义、神权政治、自由意志主义、保守自由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如果我们单另的寻找“左派”的词条,又会是这样的解释:
在近现代政治中,左派是指社会中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支持改变旧的不合理社会秩序,创造更为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的群体。
“左派”这一名词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制宪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坐在左侧,支持共和制、大众政治运动和世俗化。
1848年的六月革命,第一国际的组织者视自己为法国大革命左派的后继者,左派的概念逐渐形成。”左派”在欧洲适用于一些革命运动的推动者,特别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可用来称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当代政治话语中,”左派”通常是指社会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那么,从以上概念入手,我理解的作家方方的“极左”的意思应该是“极其左派”的意思。说这个词“复杂”,因为“左派”或者“极左”的认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说清思想的问题远远不如坐在那里把钱数清简单。

方方的这篇文章,不包括题目,一共2608字。题目的意思,应该告诉了我们方方近期的文章应该是“关于某某某”的一系列的文章,这一次谈的是“极左”。既然我的文章第二部分谈到了“真诚”,那我就从方方的这篇文章中,找找出方方的“真诚”。如果我读出的“真诚”是浅薄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我想借用方方这篇文章的原文一一解读——如果原文作者对引用有所限制,告知我本人,我将删除掉原文——当下我没在网络推送这篇文章的文字中看到不允许引用和转载的说明。我不懂的部分,或者为了弄懂,解释原文的资料部分用“【】”和原文加以区别。引用原文部分,加粗。
极左这两个字,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对此,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并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
【这是作家方方女士(以下简称“方方”)文章第一段。文章开宗明义,点出了方方为什么提“极左”这个词。其中提到“送侄女去机场”和“送口罩”两件事。送侄女去机场,指的是“武汉封城后——武汉1月23日上午10点开始封城,在1月29日晚上把她的侄女送到机场,1月30日出国”这件事。说实在话,如果不是方方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这件事,我没注意过这条新闻,也不关心这件事。既然提到了,我想了解一下,就在网上搜到了这条新闻。“送口罩”这件事我没搜到。因为武汉封城期间,我是听说有人从武汉出来的,而且不是一个。在危难时期,把亲人送出疫情区,避免被感染,在任何国家,这一幕都会上演——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找人、托人、疏通关系……这种社会行为在哪个国家都不能避免。那么,方方单独点出诸多小事中的这两件,我认为,应该这两件事情产生的反应和带来的后果给方方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甚至让其愤怒,不然干嘛单说这两件事呢!不然,方方就不会用“被无限放大”这句话了。有了这样的“被无限放大”,才符合“极左”的题目。但是,就我自己对方方日记的理解来看,我关心方方日记显然不是由“送侄女”和“送口罩”这两件事,甚至跟出不出版都没关系,甚至跟她写不写日记都没关系。后面讲的日记引起的“风波”,我想应该指的是日记在“国外出版”后,国内引起的对方方的批评声。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因为方方没有说,我只能就文字进行这样的判断。我想,这篇文章不是日记,也不是诗歌,应该是杂谈一类,那么,文章观点一定是明确的,所举例证也一定要立得住脚。如果文字写的不是“风波”而是“轰动”,我想“60天日记”引起的既可以是“多人喜欢”或者“多人反对”。但是方方用的是“风波”。这样写,就符合“极左”这个题目了。不过,言语中是没有提“政治”二字的,我认为,方方写的应该是“极左情绪”。这种情绪,如果按照身份来分,就复杂了。姑且看作就是一种情绪。】
从小到老,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许多当官的机会,我亦都选择了避开。我只想当个作家,觉得写写小说,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第一句话点出了“政治”二字。那么我以上所写的“极左情绪”就应该是政治“极左”了,不然,前后讲不通——要不,下面说什么呢,往哪里说啊?方方在这段讲了自己对政治的认识“几无兴趣”,然后讲了自己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不包括政治。通过这段话,大体上我可以对我不曾关注的这个作家得出这样的判断:方方不关心政治,在网上多关注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及新型建设之类。不喜欢当官,不加入任何党派。理想是:当个作家,写写小说。就我个人而言,就这段话来看,我认为方方的姿态应该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姿态。这无关乎一个人的身份是什么,有无党派,喜好是不是和方方一样,最起码,文字中所写的方方的姿态是作家应有的姿态之一。因为,作家中也有关注其他方面的,不能说关注点就不好,就不对。作家也是人,也生活在社会中,也是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的。】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这一段使我震惊!方方提出了他的一部小说《软埋》,并且和“这一次”联系起来,说是“一样”。我不知道小说《软埋》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没读过,为什么受到攻击,什么样的人的攻击,我不清楚,但是就方方这段话而言,我知道了方方指的“批判”他的这些人是谁,也知道了他的同事指的是哪一个——尽管方方没有说出名字。这段最后还说了“甚或,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看到这里,我基本上可以判断方方批判《软埋》这事是如此的的痛恨!我没看过《软埋》,更不知道方方所指的“这些人”是谁,是怎么批判的,为什么批判。那么,既然方方反复提到“极左”,那么方方指的还应该是“极左情绪”才对。按照方方提供的线索,我想搜索一下“乌有乡网站”,没有找到页面,只找到了这样一段话:“《乌有之乡》于2003年开设于北京,一个中国大陆具有同情弱者追求公平正义的政治性网站。由于长期发布左倾类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通过人们对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来针砭时弊阐述社会的弱者需求,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是政论网站中的左派,中国崇毛派的一个重要社区。”不知道方方说的是不是这个网站。找不到网页,也就无从谈起搜索此网站关于批判方方的文章了。
这段话给我的直觉,应该是一段很好的广告宣传,不但间接推销了《软埋》,也间接推销了乌有乡网站。当然,这也引起了我对方方这位同事的兴趣。但是所有这些,似乎和方方日记引起的轰动不可同日而语。就我个人判断:事情放在方方身上,方方本人对批评——方方说是批判《软埋》的不满情绪远远高于对批评《方方日记》的不满情绪。可不可以说,《软埋》在方方心目中的地位更高呢?于是,我也查了一下关于方方“软埋”的网页,既能搜到下载《软埋》电子版的网站,也能找到关于《软埋》评论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上网搜一搜。这段话谈《软埋》,为了用以说明“极左”的问题。】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我写道:
“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这两段话,方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为什么自己对《软埋》的批评很愤怒的原因,情真意切。其中一句话“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就是说,小说也是一种记录,比如历史小说。这话很中肯,我想提醒自己的是:我们记录历史的方式是什么呢,如何书写历史,就像我们对方方评价一样,就像我对方方这篇“关于极左”文章的解读?“记录历史”和“反映历史”是一回事吗?这两天,我跟朋友谈起方方日记的真实性问题,他举了个例子:司马迁写史记,他写的历史自己也未必经历过,怎么能要求方方就一定到实地去采访呢,她去的了吗?实地采访都被记者们写了,方方可不就得从另一个角度写。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则是“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包括“史家良心”。或者说,谁会遮掩历史呢,哪本书能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方方日记能吗?我忽然对不久将来的某一部反映发生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报告文学《庚子疫情》特别期待啦!这部报告文学应该不亚于当年的“庚子赔款”,对中国乃至对世界一定是有警示作用的。】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文学即人学。这句话没毛病。在世界范围内阅读文学作品,凡是能流传下来的,能被历代读者认同的文学作品,大都体现了“人学”这两个字。这两段话,方方用说理和举例的方式谈了文学作品的“生发点”以及读者应该怎么去对待文学作品。“文学即人学”,换句话说文学要反映的根本问题就是“人性”,通过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重大的历史阶段的人生历程来反映这一根本,也可以截取某一生活背景,写几个片段来反映,虚构可以,非虚构也可以;日记可以,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当然也可以,因为作者的着眼点不同、思路不同、写作技巧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生活体验不同、人文理念不同、思想认识不同、天性禀赋不同,等等诸多原因,写出来的作品反映的“人性”多少、深浅、冷暖、善恶、厚薄自然也就不同,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千篇一律,更不能要求某个作家一定就要怎么写——拿了别人的好处,受了某些人的约束的“文痞”、“枪手”除外。当然,在文学的圈子里,干偷鸡摸狗、助纣为虐、丧失人格和良心的人还是存在的,我们当然不能把这样的写手也认同为“作家”。
作品写出来,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因为读者群终归不会一样,“写给谁看”想必也是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每个作家都会有不同的“写作诉求”的,这包括对作品受众群体的一个诉求。作家追求的东西逃不开“名利”二字——谁会否认这一点呢!只是出名的机会各不同罢了。名和利是相辅相成,甚至是递进关系的。为“名利”的途径各不相同,路遥、陈忠实选择的是踏踏实实的,用作品说话,所以不惜埋头创作多年。投机取巧者也会出名,也会收获利益。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写家”从开始就不是奔着名利而去,而是客观世界选择了他。但是不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选择”,作品一旦进入社会,势必会成为靶子,被人看,被人射,有的被射几箭,有的成为众矢之的,有的被射中,成为“英雄”;有的被射中,真的成为“靶子”。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批评了什么,怎么批评的,就像方方在文章所讲“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件作品的批评成了气候,这就包括多重因素的批评在里面,声音庞杂,所以,需要有人站出来“消声”。那么,这个“权威”是谁呢?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讲到了在改革开放初期,《河北文艺》上刊登了一篇批评“伤痕文学”的文章,火药问很浓,最终还是请出了在上海的老作家巴金,巴金讲了中肯的意见。同样,“朦胧诗”起初也是遭受到批评的,但是随着“三个崛起”先后在主流媒体发表,朦胧诗也成就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我看来,对读者的态度最好的办法就是宽容。宽容是彼此的,就像力。当年鲁迅先生批评过胡适,胡适没有反驳过一句话。同样,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文人之间的骂战也不是一次两次,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方方这两段所讲,我当然能感觉到方方所受的“委屈”,换句话说,如果发生在我的身上又该如何?诚如方方所言“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一部文学作品,再坏能坏到哪里去?一个作家再尖酸刻薄,能伤及到谁?况且她如果反映的,是人民的疾苦——有明显政治缺陷,利用人民疾苦的作家除外。
当然,我也中肯的对方方说一句话:反映人性,势必会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利益的人,即使本人远离党派、远离政治,也不能确保作品不涉及党派,不涉及政治。余华在《活着》中写过地主少爷,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写过乡绅富农,没有不可以啊!在作品的切入点、叙事方式、人物故事、人物语言等方面可不可以再多做些研究呢?】
那场交锋,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极左们,继续寻找目标,到处打棍子,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继续发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这一次了。
【我记忆中的“公众号”应该在2015年就有了,当年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刘年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了余秀华的诗歌。我想方方所写的“那场交锋”期间应该是有公众号的,可留言,可打赏(有待于核实)。因为有这样的记忆,所以对“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这样写是值得商榷的,在我看来就是气话。“那场交锋”应该和文中所说的微信号没什么关系,那场论战在我看来原本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方方在这里反复提及,倒有点“放大”什么了——确实民间不清楚,还有必要“回顾”吗?当然,读这一段的最后几句话,我能理解方方的心情。换了我,如果当年是一场“打碎”骨头的论战,即便在社会上没有反响,对个人的伤害也是巨大的。】
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我应《收获》杂志约稿,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2月3日,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为批我的小说,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我看过其中一篇,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文笔也差,后面的就没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枉死者”,是诬陷医护人员。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以及这样的恶批,是其惯用手法,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突然发现,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几乎全部出动。各种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这是个人恩怨问题,所说的“极左”依然是“极左情绪”。其他,我不多说。为什么不多说?因为这样的人我也见过,类似的攻击甚至污蔑,我也经历过。我只想说一点:等有机会,我到了武汉,我听一听,问一问。再过一两年,听一听,问一问,相信事情会有个结果的。巴金先生作为胡风先生的同学,当年写信批评过胡风,即使是不得已,多年后的1980年代,见到胡风时,也依然忏悔,留下眼泪。我敬佩巴金先生是条汉子!】
知道前因,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直到“送侄女到机场”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手机照片”所谓造谣事件,再借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编排“厅级干部”和捏造所谓“小产权别墅”等谣言,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对我的污名化,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极左”的原因。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其中带着强烈的“私仇”。而对于极左们这种“恨”字当头,要把社会拖入人人“以邻为壑”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我个人是极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击的。
【这两段,方方女士谈的情况我依然不太了解。我想:特权事件可以不理他,没有特权理他干嘛,有了特权我自己争取来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有特权,富人在社会上有特权,只要不触犯法律,碍谁蛋疼!“厅级干部”和“小产权别墅”有没有?没有,那好,泰然处之就是了。我听说诗人余秀华和“诗坛反腐”的郑正西是打了官司的,就是关于名誉、诽谤的,结果是法律判决互有胜负。如果确实这些言辞构成了犯罪,当然是可以起诉的。事情往往是,污蔑一旦到来,百口难辩,要么沉默,要么拿起法律武器。在目前中国,我不认为这是件难事。一定要把“方方日记”这件事的升级和“仇富仇官”、“送侄女到机场”挂上钩,我觉得没必要,甚至小题大做了。换位思考:既然方方可以这样认为社会是这么想的,别人当然可以认为你的日记可能会成为别人攻击中国的武器。我的意思是说,这段话就这篇文章的“论点”来说,并不具备什么力量,因为您所说的这些事情没有“伤害到”你呀!如果真的伤害到了,是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起诉的。现在读这段话,我的判断是:武汉发生的不只是疫情,还有一件“人身攻击”事件是需要司法部门介入调查的。】
坦率地讲,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这再正常不过。没有,反而不正常。至于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却从不站派。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一向都持反对态度。
【这段话,说明方方女士指的就是“左派”和“右派”,但是我不知道指的是文学创作中的,还是其他的。但是不管是什么,方方女士确实有“难言之隐”。不过,需要提醒方方女士的是:一个作家既然面对的文学是人学,创作的作品反映的就一定是“人性”,这个没问题。但是作家一定是有阶级性的,作品也是有阶级性的,这一点,也不应该有问题,中国作家是这样,外国作家也是这样。反映疾苦,如果是基层民众的疾苦,那文学作品反映的就应该包含“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这个属性不一定是作者强帖进去的,可能就是无意识中的。原本我们就是生活在有阶级的国家,文学作品怎么会没有阶级性呢!同样,站不站队,你也会站队的,且不说在有政党的团体,就是业余作家,只要你有作品,有言论,那么,就一定有立场,中间派向来是少数的,中间派也是立场,就像联合国的“弃权票”。如果今天一定要我说出我对方方这篇文章的明确态度,那么,我认同在社会上,是存在“极左情绪”的,这种极左情绪会伤及无辜。只要极端的,就一定会显山露水,是很容易捕捉到的。就方方女士的言论来看,当然也是“左”的言论,激进,不保守。如果“极左”的言论伤害到了方方,那么,对方就应该主动认错,涉及到法律层面的,由法律处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样的讨论只局限于学术讨论,那就另当别论。什么事情当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尤其学术讨论,是可以有自己观点的。但是,我个人反对贴上“学术标签”抡起大棍子的流氓行为,学术讨论就是学术讨论,不要上升为人身攻击。】
我的日记里,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即是极左。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
现在,我仍然要这样呼喊。
【方方女士在最后所谈的“极左”行为,我理解为就是对方方的人身攻击行为吧。最后语言有点失控,可能也是重压下产生的情绪失控造成的吧。我非常理解!】

可不可以把这篇文章看作方方女士的申诉书、申冤书?能读到方方女士的这篇文章,是我的幸运。幸运在于:通过这篇文章,我对方方近几年的人生经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并能从几个相关事件看到“方方日记”引起关注的原因。在文章中,我既能读到当下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过激言论,也能清楚地看到:进入网络时代,中国的舆论环境惠风和畅,不只是作家,各个阶层的人均可以借助网络享受着言论自由,没有谁限制你“莫谈国事”,也没有谁“因言获罪”——最少改革开放后,我没听说有此事。当然,自由是有底线的。方方女士的这篇文章,就文艺界而言,给我们提了一个醒,那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我们的广大作家该如何摆脱干扰,精诚团结,精准发力,写出既反映人性善恶,又反映这个伟大时代重大变革的优秀作品。这样的作品他可以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当下的中国要想快速发展,一定要排除层层干扰和阻力,包括方方女士提到的“极左”的干扰和阻力。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曾指出: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这话是有深刻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实行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政策,或者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在党内斗争中搞扩大化。在我看来,党外“左”的情绪也是需要警惕的。
如果方方女士文章所言属实,这就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不只是国内,国外对中国的“极左”情绪,既体现在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生身上,也体现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公民身上。在世界大发展的格局下,像中国这样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会引起某些国外敌对势力的极度不适,尤其中国还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担当起一个大国应该担当的责任——疫情期间,中国给予世界各国的指导、帮助和关照有目共睹,为了表示不认同,竟然对中国的好意“不领情”,当然也不认同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世界上的反华言论、反华行为,甚至“去中国化”的思想依然存在,这就不只是防止的问题了,而是警惕的问题了。一个国家的繁荣,需要一个优秀的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去创造。从1912年开始,到今天108年了,哪一个政党把中国引领到今天,成为一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沿着某些西方“极左”言论去诋毁自己国家的政党和民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定力和判断,站在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角度,去看我们遭受的屈辱和侵略,去看我们今天的伟大成就。做一个明白的中国人,就要明白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就要明白怎么客观公正的对待中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既然谈到了“极左”,我忽然想到了前两天一个“极左”的例子。我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视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国会质疑的时候说:我认为新冠肺炎病毒来自中国。国会议员反问特朗普:你有证据吗?
特 朗 普:有。
国会议员:什么证据?
特 朗 普:我还不能说。
放屁!安脏陷害已经到了如此无厘头的地步,恐怕只有美国这等自认为民主、自由的国家做得出。在他们看来,栽赃不过是放个屁的事,因为放屁这是公民的“自由”,谁也不能限制!
——2020.5.3傍晚5:13完稿——2020.5.3傍晚6:2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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